不久前，一套叫做“网络文化丛书”的书籍出现在图书市场上，引起了读者的注意。电脑网络是当今的时尚，然而在今天图书市场上看到的关于电脑的书籍，谈使用技巧的多，谈电脑文化的却十分鲜见。特别是，这套丛书的作者，全都不是电脑业的业内人士，他们分别是学者、编辑和记者。“外行人”做了内行人该做而没做的事，为什么？对于令许多人望而生畏的电脑技术，他们是什么看法？
近日，笔者分别采访了“网络文化丛书”的三位作者郭良、吴伯凡和王小东，听他们就这些问题侃侃而谈。
郭良：我用两天的时间就把一个文字处理软件的版权所有者给改了。
吴伯凡：别人买电脑是为了打字，而我是先被打字吸引才买电脑。
王小东：按照F1的一步步提示，我一两个小时就学会了。
郭良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助理研究员、“网络文化丛书”主编、《网络创世纪》一书作者）：1992年，我用手里的第一笔钱买了一台V20电脑，相当于国内人比较熟悉的8088吧，没有硬盘，只有一个软驱。足足花了3500元钱！这是我第一次花这么多钱。这么贵的机器到底里面有什么？当天我就把机器拆开了，一看，嗬，里面有这么多东西啊，还挺值！当时我记得电脑里面装有一个文字处理软件，写着“版权所有某某研究所”，过两天我给改了，变成“版权所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”，反正是一玩起来能动的地方我都想动一动，能改的地方我都想改一改。或许我从小就爱动手，我想如果我不学哲学，大概会成为一个很好的工程师。
吴伯凡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科文献出版社编辑、《孤独的狂欢》一书作者）：那是在五年前，我吃饭时看电视，正好在放一个关于五笔字型的讲座。我一下就给吸引住了：这是在重新构造一个世界啊！你想，用五个区共25个键把所有的汉字都给组合出来，这特别像用化学元素来构造世界万物。后来我就自己买了一本书开始学用五笔字型打字，别人买电脑是为了打字，而我是先被打字吸引才买电脑。后来就花6000多元买了一台386电脑。后来机器升级，我也跟着升级。到现在，我恐怕是我周围这一圈人中唯一用五笔字型打中文的一个。
王小东（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研究员、《信息时代的世界地图》一书作者）：我可能与别人有些不同，我接触电脑很早。我是学理科出身的，1979年上大学，念的是数学系。当时我们的课程中就有相当多的计算机课程。那时的计算机很难使，机器非常大，根本就没有屏幕，用打孔带的，我记得开机时光开关就有十几个，这个往上扳那个往下扳，就那个就够你记的。当然，那时的这种大型计算机与今天我们在家用的PC机差别是非常大的。1989年我在加拿大留学，到计算机中心去一看，非常大的一个房间，里面全是终端机，可以随便用。我打开一台，看到里面用的是一种叫“WORDPERFECT”的文字处理软件，我根本不知道怎么使。正着急，看到走过来一个中国留学生，我急忙叫住她让她教我。她过来只说了一句：“按F1！”说完就走了。我一按，F1原来是个“帮助键”。这就够了。按照它的一步步提示，我大概一两个小时就会用了。所以我觉得仅就使用来说，个人电脑是非常简单的，任何人都可以掌握，确实比看电视难不了多少。
郭良：学了哲学以后，你的逻辑思维能力很强，很容易把电脑里的问题看清楚。
吴伯凡：很多人一见电脑就害怕，是他自己把自己限制住了。
王小东：一个大学毕业生还不会换保险丝，我真觉得可悲。
郭良：就我学而言，电脑技术对我的哲学研究业务没什么帮助，但哲学基础对学电脑很有帮助。因为学了哲学以后，你的逻辑思维能力很强，更容易把电脑里的问题看清楚。有时候我看那些电脑专业人员修机器，无非是试错法，判断问题可能出在哪些地方，在我看来有时他们在那里瞎碰，不可能那里会出问题的嘛！所以我就对别人半开玩笑说：想学电脑，第一先学好哲学，第二要学好英语。
吴伯凡：我听到过一位老先生对我讲：“我特别想学电脑，可是我小时候数学就不好，所以现在我一看见电脑就害怕。”其实不是这么回事。我觉得是很多人自己把自己限制住了。在电脑这个领域里做出大成就的“外行人”非常多。比如比尔·盖茨，他是哈佛大学学法律的，尼葛洛庞帝，《数字化生存》的作者，是学建筑的，关键不是他们学过多少技术，而是他们在观念上很少受束缚，很少循规蹈矩。
郭良：我给我周围的朋友装过很多电脑了。在我看来，虽然都是文人，但大致可以分为能进入技术的和一点也进入不了的。有的人虽然进入电脑很晚，但很快再向我提问题时就能问得很在行了。也有的人，虽然用了很久，但始终只是拿它打字。关于文人用电脑闹的笑话，我经历的太多了，都可以写个专栏。我想，一个很传统的中国文人大概离电脑是比较远的。我的朋友中也确实有这样的人。但是对于孩子就不同了。我所接触过的孩子，几乎没有一个对电脑有障碍的。这也与我们受的教育有关。我们的文理分科很成问题，结果学文科的人就觉得技术与自己无关。
王小东：说到中国文人，我想，清末的李鸿章、曾国藩这样的人，都是典型的中国文人吧？他们的最高境界还不是把文章写得像韩愈一样？但是恰恰是他们看到西方科技的厉害。对他们来说，还不是把文章写好才是正事？但是他们就能有这样的见识：科技不行，你在这个世界生存都成问题。
说到中国人学电脑，都说我们中国人智商高，也确实有许多调查数字证明华人的智商高。但是一个民族的科技素质与智商是两回事，科技素质是一代代地积累出来的。说到我们这个民族的科技素质，恐怕我们就不能乐观了。如果到今天，一个大学毕业生还不会换保险丝，我觉得真是可悲啊。
郭良：电脑到今天还没有傻瓜化是因为傻瓜化就首先要标准化。
吴伯凡：人看电视时是“观光客”，人用电脑时是“水手”。
郭良：我认为电脑技术将来一定会“傻瓜化”，就像是今天的照相机。今天的电视机不是操作起来也很傻吗？有谁在看电视的时候还会深究里面的技术问题？社会一定会有这种分工。电脑到今天还没有傻瓜化是因为要傻瓜化就首先要标准化，但现在电脑技术发展得太快，升级的速度太快，来不及建立标准。
郭良：电脑技术升级非常之快。在我看来，今天我们用的软件实在是太强大了，像WIN95、OF?FICE97这样的软件，动不动就是上百兆，有很多功能你恐怕永远也不会用上的，真是资源浪费啊。现在的软件越做越大，于是促进硬件的更新换代，硬件的升级，又促进软件上一个台阶，这里面越来越是商业利益的推动。所以我相信，将来NC（低价的网络用电脑终端）终归会取代今天这种功能全面的昂贵的PC，因为这样更合情理。
吴伯凡：技术一旦发展起来，就会有一种自主的力量，它会有一种超越人的意志。
王小东：尽管人类发明了洗衣机，但人类生活得更紧张了。
吴伯凡：关于技术问题，已经有许多前人做过思考。我从网上查询，发现这里面最著名的有三个人：乔治·吉尔德、麦克卢汉和尼葛洛庞帝。这我在书里都已经写了。麦克卢汉就说：对技术的渴望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冲动。人类的种种技术，都是人的延伸，比如汽车是人腿的延伸，电脑是人脑的延伸。技术改变了人的肢体，人的手越伸越长，眼睛看得越来越远。技术一旦发展起来，就会有一种自主的力量，它会有一种超越人的意志，身不由己地自己向前发展。但是技术带来人的肢体延伸，同时也会带来人的自我截肢，就是说，当汽车代替你的腿时，你的行走能力就下降，当电脑帮你记忆时，你自己连个电话号码都记不住了。
王小东：据说在几万年以前，没有现代科技的时候，人类生活得比现在轻松得多。现在美国也有些调查，对一些还残留的原始民族的调查发现，他们的快乐程度要超过在现代化城市里生活的人们。他们的焦虑比现代人少得多。可能是这样：尽管人类发明了洗衣机等等，但是人类生活得更紧张了。这是很难说的一件事。但是，人类已经走到了这一步，就必须要走下去，而且你要不走，别人还会走，那么你不走就会被淘汰。比如那些快乐的原始人，只有靠保护才能生存。他们一点都不做改变的话，究竟还能生存多久？
这里我想举一个例子，我看到有一本书里谈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，日本的侵华军队士兵基本是中学毕业，所以操作个火炮什么的都很容易，但中国军队呢，即使是正规军，士兵也多是文盲。这样战斗力水平就差得远了。而日本军队相对美国军队，就又差了一截。对于海战来说，修复军舰的速度是决定战斗胜负的重要一环。而当时的美军士兵大多都有驾驶汽车和修理汽车的经验，所以他们修复军舰的速度比日本人快得多。据说这也是美军最终取得胜利的一个因素。
现在我们且不说海湾战争中科技的关键作用。只举一些我看到的点点滴滴的小例子。比如我们用的保鲜膜，国产的不是粘不上就是太容易撕烂。而日本产的就既容易粘上又不会烂；或者是那种作标签用的带不干胶的便条，日本人做的就能既粘得住，又不会粘下纸上的油墨，这一点一滴都是一个民族的技术素质啊！
郭 良
吴伯凡
王小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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